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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实验话剧导演开始从事实验话剧活动时，正是意气风发的青春年龄阶段。这一阶段，从父母的保护之中逐渐走出，又接受了大量正统知识结构，具备了一定的想象力和判断力，但是，又处于社会和文化的卑微地位，没有发言权和控制权，长辈以自己成功或者不成功的社会人生经验，经常进行一种指导甚至训斥。对于处于青春时期的人来说，他们渴望着确立自己的人格尊严，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利，或...
关于六十年代生人实验话剧导演研究
六十年代 话剧导演
2009/5/31
按照出生年代划分方法，作为研究对象的一种系统分类，由于它的概括性及其抽象性，可能会冲淡、掩盖甚至抹杀它的个案或者细节的真实状况。一个年代出生的人，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社会和人生观念，甚至可能出现矛盾和对立的状况。
从边缘到中心：实验话剧导演的活动策略
实验话剧导演 活动策略
2009/4/8
尽管许多评论者认为实验话剧无法定义，但是，在具体论述实验话剧时，却常常提及它的一个性格，即从事实验话剧的人往往喜欢在主流戏剧阵营的外面安营扎寨，既不愿意在戏剧界论资排辈，又不为戏剧界所重视，常常表现为一种边缘人的文化身份。从某种角度而论，实验话剧不表现为边缘状态，也就不成其为实验话剧，实验话剧实质上要永远处于一种未成熟形态，等到成熟也就转化为了主流戏剧或者商业话剧，此时又会出现未成熟的实验话剧，因...
论中国实验话剧导演的非身份性
实验话剧导演 非身份性
2009/4/8
由于实验话剧的个性化和超前性，也就容易使实验话剧导演具有一种显著的人格特征，在社会评价系统和印象图谱意识中，形成一种鲜明性和格式化，使实验话剧导演成为实验话剧的固定社会标识身份。
诚然，实验话剧导演如同他们的作品一样，大多具有一种极端性格，孟京辉就曾经宣称：“传统的东西真是垃圾，新的东西真棒”，“我就是要破坏，实际上我就是要在垃圾上建立一些新东西。”［１］有的论者甚至担心由于实验话剧导演的美学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