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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 1-15 共查到理论语言学 汉语方言相关记录48条 . 查询时间(0.105 秒)
与动词搭配表示损失或消耗义的语素统称为“去除义标记”。去除义标记最显著的特征是在非现实语境中只与具备减损义特征的谓词性结构搭配。在其发展过程中,先后产生了移离、完结、已然偏离、持续性完成、完整等多种功能。随着新功能的产生,原有的功能并没有消失,这使得去除义标记具有多功能性。结合汉语史上“却”“了”“掉”的演化路径,文章推测当与去除义标记搭配的谓词性结构语义发生泛化,减损义特征消失,去除义标记就发展...
基于量化数据,探究汉语方言空间性状的时间映射特质,包括共性和个性限制条件、映射等级、认知理据三个方面。空间性状的时间映射是指空间维度形容词所表征的性质和状态有条件地跨域表征时间范畴。时间映射的共性限制条件包括维度限制、轴向限制、方向限制和正负向限制四类。个性限制条件包括特定情况下正向负向选择的相对性和同类空间性状选择的差异性两类。基于量化数据、共性和个性限制条件,进而构建时间映射等级。时间映射的认...
“听”在湘语中可用作被动标记、方式介词和无条件连词,在吴语中可用作受益介词、处置标记和被动标记,在徽语中可用作无条件连词。介词“听”在汉语方言中的语法化路径为:使役动词>被动标记/并列连词/伴随介词>受益介词>处置标记。连词“听”在汉语方言中的语法化路径为:零致使动词>纵予连词>无条件连词。源头词义、语法环境、方言类推和词语使用频率是“听”在汉语方言中语法化的动因。
本文从共时平面对“儿类”小称在汉语方言中的类型分布及语法意义进行考察,揭示“儿类”小称的特点。汉语方言的“儿类”小称,类型丰富,分布广泛。语表类型上,既有“儿尾”形式,也有“儿化”形式,展示出形态上的多样性。“儿类”小称在地域分布上是不平衡的,表现为南方多儿尾、北方多儿化的小称格局;而且儿尾在逐渐向儿化过渡,呈现出自北向南的推移态势。“小量”是小称最基本的语法意义,小称不仅可以表示事物和数量的微小...
语言是民族认同最重要的标志,有了语言的代代相传,才有民族的生生不息。语言还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国家治理、国家形象、国家安全、国家统一、国际交往的重要因素。因此,系统规划语言工程,大力开展历史汉语、现代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Z变音是汉语方言中通过词根音节的语音变化来表示普通话中“子”尾词意义的一种音变现象,它本质上是词根音节与后缀音节在语流中产生的合音现象。Z变音所涉及的县市共有62个,集中分布在河南北部中部、山西南部东南部地区,河北、陕西、山东的部分地区也有零星分布。从地理分布、类型特点以及人口变迁等方面看,Z变音是中原地区自源性的音变现象。从语音演变、历史文献以及方言事实等方面看,Z变音是汉语史上表小称义的名词词...
我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全国推广普通话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使得方言的生态环境受到一定的影响,不少方言日渐式微。方言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反映地区的文化特色,也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体现了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同时方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它记录了语言的历史发展变化。我们应该从政策的支持、学者的带动、媒体的宣传、民众的参与等四个方面保护好方言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实施体现了当代语言观念的革新,将语言视为可开发、利用的资源来保存、保护和传承,倡导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作为国家工程,语保项目的调查强调基本内容的统一性、技术的规范性和操作流程的有序性。基于语保工程实施下的贵州汉语方言调查项目计划完成22个调查点,目前的调查研究实践表明:正确领会工程实施理念,严格执行调查程序和摄录规范,能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本文考察了小金县汉语方言卷舌音声母的来源。小金县是藏汉回等民族杂居区,其中以嘉绒藏族为主体民族。当地汉语方言中的卷舌音声母字十分丰富,本文认为这些卷舌音声母字主要源自于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字,分tst§的类型属于南京型,这与一百年前四川官话的代表方言成都话是同一类型。
贵州汉语方言山咸摄阳声韵字鼻韵尾的脱落有自主的黔川滇交界地方言型、半自主的黔南方言型和母语特征负迁移的苗人话型。凭借鼻韵尾脱落的地理分布和类型特征,可推测贵州汉语方言形成时期的状态。在建省以前的元代,贵州的地域分属四川行省、湖广行省管辖,“湖广音”由东向西渗透,“川音”由西向东扩张。“湖广音”先进入黔东南州侗苗混杂的东部地区,再进入与黔东南州以苗族为主的西部地区,然后进入布依、苗、水族为主等的黔南...
汉语被动标记“得”遵循了世界语言中“获得”义语法化为被动标记的普遍模式,即GET(‘to get’,‘toreceive’,‘to obtain’)>PASSIVE,汉语动词“得”的“获得”义及由其引申而来的“遭受”义共同构成其语法化为被动标记的语义基础。被动标记“得”发生语法化的结构为“受事主语+得+NP+VP”,语法化机制为重新分析,产生时间不晚于晚唐五代时期,现代汉语方言中的被动标记“得”是...
汉语方言中来源于副词的先行义标记主要有“正”“再”“先”三个。“正”“再”来源于句中副词,其初始的句法结构为“VP1+正/再+VP2”;“先”来源于句末副词,其初始的句法结构为“VP+先”。后来由于语境的影响,这些原本为副词的“正”“再”“先”都逐渐演变为先行义标记。
“VP-Neg”问句是汉语方言里一种重要的正反问句。根据否定词的不同及问句的结构,“VP-Neg”问句可以分为“VP+一般否定词”、“VP+复合否定词”、“肯定词+VP+特殊否定词”三类。问句的形式与语义之间存在一对一和一对多的关系。作为汉语方言中常用形式,“VP-Neg”问句的地域分布广泛。有的方言里,“VP-Neg”问句在用法上有着特殊的表现。
“下”和“就”是光山方言中的两个全量形式,二者分布互补,主要体现在:1)“下”主要用于个体量化,“就”主要用于事件量化和个体量化;2)用于个体量化时,“下”用于实指性的个体量化,“就”主要用于非实指性的个体量化,这一倾向性差异在谓语类型等相关参项上都有表现。基于邻近方言汉语史的相关材料,文章从历时来源角度对二者的共时差异进行解释。在此之上,文章对汉语部分方言中的同类成分展开了初步考察。已有材料显...
本文基于《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930个方言点的材料,描写汉语完成体标记出现的句法环境,可分为7大类41个小类。文章统计分析了不同标记形式在各方言中的比例,讨论了完成体标记的三种语法化路径,分析了台湾地区的方言零形式多的原因。汉语方言的完成体标记有五种来源,来源于完成义动词具有世界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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