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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总则》之所以最终采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的法人元分类，一是对《民法通则》传统的继承，二是为解决实践中的非营利法人问题，具有合理性。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定实质上发挥了商法典总则的部分功能。法人分类与法人形态法定主义有密切联系。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是法人的构造维度的分类，两者之间的差异在减少，甚至存在重叠。中国非营利法人立法中存在体系的叠床架屋和治理的空心洞的困境，我国应制订一部《非营利法人法》，...
《民法总则》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极具中国特色，其规范构造虽然通俗易懂，但在立法技术上付出了重复立法的代价。下调无民事行为能力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界限，旨在减轻无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先天缺陷。年龄界限下调得越低，越利于缩减这种缺陷。其第21条所作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新增规定，是对未成年人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缺乏深入理解的产物，属于无益有害的立法“创新”。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拟制与未成...
《民法总则》制定过程中的“通则思维”危害极大，“民事权利章”是其典型表现。在民法典分则会对各项民事权利作详尽规定的预设之下，没有必要再设“民事权利章”。《民法总则》在人格利益保护方面，采行了人格利益保护一般条款加具体人格权之模式，个人信息保护则采行为规制模式，这均应予以肯定。“民事权利章”之中的现有财产权规定应予删除，以免出现财产权规则分置于总则和分则的局面。荣誉权之规定也应当删除。
从比较法上观察，在民法典总则中列举基本原则并不是一种常态。我国《民法总则》对基本原则的列举更多地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立法传统的延续。尽管立法者可能没有明确的意识，但是这种立法例和内在体系的外显、体系融贯性的要求存在紧密的关联。上述两种理论的出现时间有先后的差异，理论基础也有区别，但是共同的目标均是对概念法学僵硬性的克服，从而为法官解决疑难案件提供更多的价值指引。在《民法总则》中列举基本原则只是内在体系...
中国《商标法》第32条所谓在先权利，指被保护的民事权利、民事权益在商标注册之日前已由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并且根据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规定，应予保护。这是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再27号行政判决书的概括、抽象，但却失之于偏颇，未能整体把握民法各项制度及规则。判决书坚持的“稳定对应关系说”存在着缺点。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所主张的“唯一对应关系说”，在重名、笔名、译名、艺名并存的情况下...
通过全国人大授权司法机关进行刑事速裁程序试点的目的是保障司法改革试点于法有据。全国有18个试点域市直接参与速裁程序试点，不可避免地产生试点的本地化差异。速裁程序试点中的本地化问题是试验性立法领域中出现的新问题，不仅对于确保中央司法改革试点项目规范运行有着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对与速裁程序相关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也有着重大影响。对北京、上海、广州和西安四个代表性地区的试点司法机构制订的地方文本考察和比对...
对向参与行为的可罚性问题，存在立法者意思说、实质说和并用说的学说分歧。并用说在根据共犯原理探讨对向参与行为实质可罚性的基础上，结合违法程度、法益均衡、比例原则等要求，限定对向参与行为的处罚范围，是较可取的立场。并用说不仅可以为对向犯个罪的限缩解释提供实质依据，而且可以类型化地审视对向参与行为的可罚范围，即对于片面对向犯，如果是具有行为扩散性的离心犯，可依据被害参与原理和共犯从属性特征，排除其必要之...
未遂教唆是指教唆人出于使被教唆人的实行行为一开始就只能以未遂告终的意思而进行的教唆。未遂教唆不可罚的法教义学解释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从教唆故意与一般故意的关系看，教唆故意是一般故意的具体化与特殊形式，我国刑法中教唆故意的内容不仅包括引起被教唆者的犯罪故意与犯罪行为，而且包括由被教唆者行为所导致的法益侵害结果。二是从共同犯罪立法模式的角度，我国的共同犯罪立法模式属于统一制正犯立法模式，根据统一制...
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认定必须回到法律要求与事实特征相结合的标准上来，即凡未经许可行使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直接破坏权利人对其作品通过信息网络传播的控制权，不论是初始提供行为还是后续提供行为，均可构成直接侵权行为。就直接侵权而言，服务器标准是判断是否构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一项重要的操作性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
预告登记的适用范围很广，不仅可适用于转让房屋所有权或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协议，也能适用于旨在设立、变更或者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协议。当事人设立不动产抵押权时，当然可以进行预告登记。而抵押权预告登记的类型既包括房屋、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预告登记，也包括预购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商品房的预售及以预购商品房设立抵押时适用预告登记在我国法上并无障碍，不能简单地依据德国法的规定对之加以否定。至于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的登...
清代史料中保存了大量《大清会典》颁行、查询、解释、修改、增补、恢复休眠条款、对违反行为进行惩处等方面的史料，足证《大清会典》是清代实际行用的根本法，在“典例”法律体系中处于重心和基准的地位，绝非具文。认为《大清会典》是史书、政书、行政法典、行政法与根本法合一、综合性法典汇编的观点，低估了《大清会典》在清代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以“典例”法律体系取代“律令”法律体系，在这一体系...
当下的宪法审查发生学较为偏颇，仅以司法审查制为素材，因此无力批判政治性宪法审查及其误区。巴黎高等法院1392年至1788年的注册和谏诤制度是世界宪法史上最典型的政治性宪法审查。巴黎高等法院审查的兴起，源于其辅助王权并增强君主制的正当性，其衰亡则由于审查所固有的政治性导致政治竞争从而僭越主权。政治性审查所造成的对法官统治的担忧，使得宪法审查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一直遭到抵制。并非强大的主权观念消解宪法...
21世纪初所发生的两次“民宪关系”之争是法学界颇为重要的学术景观。就第一次论争而言，由于民法学者和宪法学者各有相应的学术怀抱，致使其成为一场没有真正交锋的学术争鸣，所以，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第二次论争只是第一次论争的延续，因而迄今为止，在学术观点上并无提升和突破。为了使学术讨论富有针对性，也为了解决笼罩在民法典编纂中所面临的“宪法学难题”，迫切需要将宪法解释置于核心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平...
法律评注是一类有欧陆法学尤其是德国法学特色的文献，近年来在国内颇受关注。在德国，法律评注以逐条释义为基本特征，通常卷帙浩繁、作者众多、影响巨大，其不仅是法律文献中的集大成者，亦是德国法学方法论的载体和法律文化的缩影。法律评注的灵魂在于为司法实践服务，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关键特征，包括以解释现行法为中心、竭力回答一切问题、重视案例甚于学说和秉承法教义学的方法。法律评注的产生与繁荣需要成文法、法教义学、司...
在疑难法律问题上，学术界和实务界在具体制度层面的分歧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其背后隐藏着深层次的观念与方法分歧，特别是对法律的形式与功能这两个基本维度的认知差异。法律需要通过一套形式化的概念术语和体系结构获得外在表达。但在疑难法律问题上，形式逻辑推理表现出了强大的思维惯性，不仅面临难以调和的自我矛盾，而且习惯性地忽视甚至遗忘人们对法律的功能性期待。民事法官需要有意识地跳出形式推演，转而分析不同形式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