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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性质是研究性学习,培养的目标是能够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人才,在“西方音乐史方向研究生培养”中,专业方向的特殊性:人文主义、域外文化、开放性的特质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当前中国的文化现实中,要抓住能力培养(工具性能力[外语应用能力、文本认识能力和文字写作能力]、知识性能力[整体把握能力、音响熟悉能力和文化参照能力]、思维性能力[探究剖析能力、历史意识能力和方法开拓能力]和品格培养(抵制功利...
艺术学是研究艺术现象的学问。艺术是术性质、技能性质的活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艺术不包括作为语言文字艺术的“文学”。“学术”概念是指学问知识或学问研究,它有约定俗成的内涵,它类同求知求真的西方science(科学)概念。艺术自身不属于学术范畴,但可以作为学术的对象。艺术学或艺术研究主要在技法技能与艺术史论两项,前项重在真效果基础上的艺术完善,后项重在已有史论真相上的的认知求真,各有侧重。
“艺术学”大约是当前汉语学术界新兴的学科概念。当然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及其所研究的对象和所包含的论域还可能存在争议。在当下的官方学科分类中,“艺术学”作为一个门类,指称包括除文学之外的所有艺术类型(诸如视觉艺术、音乐、舞蹈、影视、戏剧等)的学术研究,尽管文学和文艺理论的某些方法与范畴是很难被完全排除在对具体艺术门类的研究之外的;此外,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观念与视角也大量地...
现代青少年的音乐教育和他们自身的音乐学习,有着强调个人情感宣泄和谋取自身功利目的的显著特征。强调自身初步的音乐体验和情感宣泄,往往会导致背离“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生命境界之追求;强调自身单一的利益地位和功利维护,则往往会导致背离“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的艺术活动之原则。音乐和音乐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和谐与协作,现代的音乐教育应从古代儒家的音乐理论、艺术精神中汲取有关智慧,把培养“情深文明,气盛化神”...
伍国栋 先生是当代著名民族音乐学家,长期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主任,2002年起,任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历任南艺音乐学院院长、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 target="_blank">《音乐与表演》主编等职。其专著《民族音乐学概论》被视为本学科基础理论建设中的奠基性教材之一。经修订,该书增订版于2011年出版。
广东音乐被称为我国最年轻的乐种,是“最后一门产生且被称为中国传统音乐的艺术”[①]。但学界对广东音乐的文化特征和属性却一直存在争议。如有学者认为,广东音乐虽然使用了“民间音乐”这块金字招牌,但其实质是流行音乐[②]。学者田青也曾把广东音乐比喻成是“小家碧玉”,认为:“整个20世纪,不管中华大地上的政治风云和经济大潮如何波翻浪卷,广东音乐都摆出一付‘事不关己’的样子,在中国的东南一隅生息发展,走着一...
本文就“音乐美学”这一学科在西方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及近三十年来在汉语学术界的研究历程中呈现的样态,论证这一发端于西方18世纪中期的学术系统正日趋呈现出“中国化”(或称“华化”、“汉语语境化”)的趋势,并试图分析这一学术动向的内在原因。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历史上佛学华化的历史参照,对汉语语境下,音乐美学和音乐学其他子学科的关系、在音乐学体系中的地位、未来拓展的空间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等学科发展态势进行...
伍国栋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接受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有深厚的传统音乐研究功底,在引入外来学术理念的同时将其消化吸收的同时用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探索的实践之中。经过多年对民族音乐学学术理念系统梳理并加以夯实,然后将既有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与民族音乐学两种学术理念整合,从而形成“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念,从初版《民族音乐学概论》到增订版凸显这种崭新的面貌。他的探索具有开拓与践行意义,...
随着国家对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大众文化逐渐占据了文化舞台的中心。爱情歌曲大量兴起并迅速成为流行音乐的主导。音乐市场的繁花似锦,显示出消费社会所激发的巨大艺术活力,但同时也应看到在歌曲创作的过程中,艺术似乎走到了一个价值混乱与规避责任的极端,其成功是值得商榷的。回顾改革开放30年中国流行爱情歌曲创作的历程,思考其文化成因及走向,对当前音乐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与辨析,提出音乐创作应与社会现实紧密结...
世界需要中国经验。本文将大师们请下神坛,将中国学者伍国栋和北美学者梅利亚姆先后为“民族音乐学”所做的杰出贡献作一比较:二者名著都在本国学科转型的重要时期所诞生。比较不为竞争更不为强调自我,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学科历史缺失进行必要补充:因各国豪杰的地方性贡献,才能完成人类的学科历史。
歌曲是一种社会产品,捕捉歌词中的讯息意义如人们对爱情的理解、阶段与态度,可直接了解当时社会中的主流价值观与社会结构。通过对爱情歌词进行文本分析,探索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人们对爱情的理解与追求方式,并对爱情歌词做长时间跨度的比较研究,以求深刻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剧烈的社会变迁,关照当今大众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
2011.5.13,我应沈阳音乐学院约请,在该科研处、音乐学系主办的科研论坛上发表以音乐学写作问题讨论并及马勒作品修辞命题的演讲。期间,承蒙该院学报厚爱,约请我为《乐府新声》写稿,我和王进副主编交谈投缘,便坦陈近年来在研究生教学过程中一直考虑的一个写作创意,其核心立意就是:通过导师与其研究生的规模作业,来展示与探索一种音乐学写作的工作坊范式[①]。王先生非常赞同我的想法,慷慨给我一个相当规模的承诺...
对音乐作品的阐释是音乐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虽然音乐史学从历史角度、音乐分析学从技术角度都在对音乐作品的不同方面进行着理解和解释。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个音乐学领域在理解和解释音乐作品时都不应当抛开音乐的感性体验。正如海德格尔所述:“假定形而上学关于艺术的概念获得了艺术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决不能根据被看作自为的美来理解艺术,同样也不能从体验出来来理解艺术。”[1]可惜的是,西方形而上学并没有运用艺术...
作者由研读约瑟夫·克尔曼《协奏曲对话》而引发通过听赏和分析具体音乐作品来探讨有关独奏在协奏曲中的特性问题。
协奏曲,“一词最早来源于16世纪初的意大利语concertare,意为‘协调一致’,用以称呼当时形式自由的各类声部组合……,17世纪,concerto一词又产生了拉丁文涵义‘竞争’、‘斗争’,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协奏曲”。[①]可见,协奏曲作为一种体裁,其本质属性上体现为独奏乐器或乐器组与乐队之间一种关系的“两重性”(duality)[②]。美国音乐学家约瑟夫·科尔曼(Joseph·Kerman)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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