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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 1-11 共查到哲学 王弼相关记录11条 . 查询时间(0.08 秒)
王弼《老子注》中的政治哲学显示出了由一个两层结构展示出来的复杂性。王弼政治哲学中最为核心的是“无为”与“自然”两个概念:王弼所讲的“无为”一方面有“减少作为”的含义,另一方面也有“以无为用”的含义;王弼所讲的“自然”一方面有万物按照自己所是的样子存有、活动,以至于自然而然地形成某种秩序的无善无恶的自然之意;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至善的状态,一种仁德、礼敬且大美无华的状态的自然之意。这样的不同可以分别被归...
青岛大学哲学与历史学院中国哲学史课件第三编第二章 何晏与王弼
在今本《老子》中,直接论述有无关系的命题有两个,即第二章的“有无相生”和第四十章的“有生于无”。这两个命题之间显然是存在矛盾的。对此,前辈学者亦曾有所省察和质疑,如马叙伦认为:“‘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乃《淮南》语羼入者。第二章明言有无之相生,义正与首章‘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相合,则安得此复言‘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耶?”(马叙伦,第396页)但由于当时还缺乏确凿的史料依据,这种...
厦门大学中国哲学史课件第二编 第六章 王弼与魏晋玄学。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学课件:第十四讲:王弼
》、《春秋谷梁传》、《仪礼》、《周礼》、《孝经》、《论语》、《尔雅》注疏,镂板颁于国学,从此国家不但有官学,而且有了官书。仁宗庆历(1042~1048)以后,宋学兴起,学者解经竞标新义,然未见官书有何改动。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改革贡举制度,颁《尚书》、《毛诗》、《周礼》之《三经新义》于学官,官书始有变改。这变改是否波及《易》书方面呢?我们来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王介...
。’某将《彖辞》暗地默数,只有五个。其人坚执,某又再诵再数,只与说:‘记不得,只记得五出,且随某所记行文。’已而出院检本,果五出耳。”[23]   绍兴十八年(1148)四月,朱熹殿试中等,中第五甲第九十人,赐同进士出身。[24]时年十九,年少英俊。其攻习王弼《易》学,取得了理想中的结果。朱熹是《易》学专业出身,这件事对于研究朱熹理学,其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
”[④]王弼注曰:   木、埴、壁所以成三者,而皆以无为用也。言无者,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也。   意思是说,木材、陶土、墙壁三者因材质之凿空或留空而成为轮毂、陶器、户牖,在三者情况下,轮毂中心之“无”,陶器中央之“无”,墙壁中部之“无”,正是其余材质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在这里,王弼随文解义,借用相对之“无”,比喻本体之“无”。应当注意到,即使在比喻的语境...
至迟自南朝宋代,至宋明之间,王弼《周易注》一直立于学官,这一权威注释,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漫长时期《易》学的发展和演变,也深刻地影响了这一漫长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因而关于王弼《易》学与程朱《易》学之关系的研究,可说是《易》学史研究的关键。过去,有些学者也承认朱熹源于程颐,程颐源于王弼,而一旦具体讨论时,王、程之间便掺入了儒道之争,程朱之间便掺入了象数义理之争,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由于这样的缘故,...
《文献》杂志2002年2期发表了尹振环先生的文章:《王弼本〈老子〉绝非权威本——古代学术史必须重写的典型案例》,笔者认为作者在文章中所指出的王弼本的“讹误”之处多为臆断,是不能成立的。
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特点是以相当完整的经典注释的方式建立新的哲学体系。这一特点和西方哲学的著作相比就更为突出。在中国,这些作为注释者的哲学家同时从事着似乎不同的两项工作,一项是完整地注释古代的经典,一项是建立一个立足于当时社会现实和理论需要的新的哲学体系。这两者的目标、方向、要求、作法应该都是不同的。然而,事实是,历史上的大哲学家的的确确是把这两项任务合为一体完成的,甚至很少有人发现和揭示其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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