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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9日下午,由中国法律史学会主办的“法律史大讲堂”系列学术讲座第九讲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九十七岁高龄的杨鹤皋先生主讲,演讲主题为“儒家重道德、轻私利的价值观”。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李雪梅教授主持讲座,华侨大学法学院范忠信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姜晓敏教授作为与谈嘉宾发言。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及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师生等二百三十...
2021年4月29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九讲在线上举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杨振红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出土法律简与中国法律儒家化说”的学术报告。讲座伊始,杨振红教授介绍了学界研究中国法律特质的普遍观点,即认为中华法系最突出的特质是其中蕴含浓厚的儒家思想。这一观点最有力的论述来自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瞿先生将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作为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
早期儒家人性观(一)     人性  利益维度       2014/4/8
关于人性,如今人们日常实际上大致有两种基本用法。一种是传统哲学的用法,强调的是概念上人同其他事物或物种的根本区别(“本质”或英文的“essense”),因此隐含了较强的规范意义。孟子说人性善、批评他人“禽兽不如”,我们说“侵略者灭绝人性”,大致就是这种用法。另一种更多是伴随着社会科学发展起来的,是对人生来就有、稳定不变的自然特性或潜质的经验描述或概括,英文的说法是nature,一般不带有道德意味。...
儒家恕道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表现出鲜明独特的公法化的个性特征。本文从恕道的渊源、内涵及法文化品性入手,阐述了其对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影响,并剖析了恕道、法律文化传统与现实的关系。
晋代所制定的令,从法律形式、令典体例,到法律内容及实施制度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显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特征。因此,本文将从晋令的基本内涵、晋令的法典化和晋令的儒家化三个方面来对晋令进行研究,以揭示晋代的令在中国古代封建行政法和民事法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下面,拟对本文的理论背景、逻辑结构和创新之处作一简要阐述。
在世界法制文明发展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以富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而独树一帜。在促成这一特色形成的诸多社会、经济、思想因素中,儒家的伦理学说特别是关于法律与道德相互关系的理论,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国古代存在着各种法律形式,各代的法律形式也不尽一样,法律的内容甚为广泛,除刑事法律外,还有行政、经济、军事、民事诸方面的法律规范。儒家伦理思想对封建法律的影响,渗透到各种形式的法律之中,对以律典为代表...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争的事实,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与研究亦成为社会各界不可回避的课题。中国的法学界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中国传统的法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处境与命运如何?围绕“全球化背景下的法文化”这一主题,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于2004年5月28日至5月31日,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举行学术研讨会。来自祖国大陆高校、研究机构的法文化学者与来自台湾地区及韩国、日本的学者五十余名,畅所欲言,圆满完...
在孔子的思想中,“知命”是人生修养中的重要环节,是成为君子的必要条件。孔子曾经明确地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①]但是,对于“知命”的内容、如何才能“知命”、“知命”者有什么表现等等关键性问题,孔子并没有说明。其后的孟子说过“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②],荀子也说过“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③],《易传·系辞上》也有“乐天知命故不忧”的说法,可是没有一种先秦的儒家典籍对“知命”本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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