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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结果: 1-15 共查到清末相关记录328条 . 查询时间(0.158 秒)
广东矿务中的“法约问题”,是甲午战后英法竞争中国西南势力范围的延续。1895年,法国通过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获得开采广东矿山的优先权,并试图以此“独专”,阻止英国势力进入。《伦敦协定》签订后,英国在承认法国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仍向中方要求利益“均沾”。此后德国、葡萄牙等亦乘机谋求开矿。由此,《附章》在执行中演变为法国“独专”与其它列强“均沾”相冲突的“法约问题”。
清末科举改制,常考有关西史的题目。改制期间,考生答题时抄袭西书,拆解新报,持中史框架与本土语汇进行西史知识的“再生产”,其中充满了对西史的误读和想象。虽然时评对考生抄袭西书、新报多持否定态度,但此类西史读写客观上也对中西史学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晚清中西国力的不对等造成了文化的不均势,一方面,考官、考生在进行历史比较时,不免以西方为参照系,对中史进行取舍,传统历史书写也由此逐渐“失位”;另一方面,...
清末到民初是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与正史、方志、族谱不同的是,墓志从微观的角度记录历史,是研究个人史、家庭史和民族史的重要材料。从墓志材料可以看到:在婚配方面,女性的婚龄逐步提高,一夫多妻的现象较为普遍,处于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阶段;在生育方面,婴孩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共存,母亲经历着生育之痛;在教育子女上,严厉的母教是与父教同质的,母亲在遵循母教传统的同时,也紧贴时代,改变着教养子女的方式和内...
日记是一种进入微观历史的重要史料,在日常生活研究中具有突出地位。丁治棠作为清末一位典型的文士,留下了三部日记和一部纪行诗集,其中有大量他在光绪年间于上海、北京和成都观剧的记载。丁治棠不但痴迷于戏剧,而且往往对演出效果和演员技艺作印象式评点。他在京、沪观剧主要在营业性的戏院、茶园,在成都观剧则多在已发展为公共性娱乐场所的神庙和会馆。随着年龄增长和心态的变化,丁治棠观剧的功能指向逐渐从社会交际变为消遣...
晚清北京街道严重失治,激发了改造之议。从早期改良家提议到清末新政逐步推进,北京的街道改造虽然历时不长,但由于关系国体民生,涉及施工技术、街道管理、公共卫生、经费与路权诸多方面,操办起来并不顺利。围绕街道改造的论争此起彼伏,其中包含中西观念的博弈、师夷与排外相互纠缠的社会情绪以及趋新与守旧的政治斗争。清末北京街道改造是北京城市治理现代化变革的前奏,尽管存在相当局限,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市容和交通,给...
晚清北京街道严重失治,激发了改造之议。从早期改良家提议到清末新政逐步推进,北京的街道改造虽然历时不长,但由于关系国体民生,涉及施工技术、街道管理、公共卫生、经费与路权诸多方面,操办起来并不顺利。围绕街道改造的论争此起彼伏,其中包含中西观念的博弈、师夷与排外相互纠缠的社会情绪以及趋新与守旧的政治斗争。清末北京街道改造是北京城市治理现代化变革的前奏,尽管存在相当局限,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市容和交通,给...
甲午战后,朝野议变科举的呼声日益强烈,在省及州县层面,清廷诏命酌改书院为新式学堂。各地为了安抚和安置因变书院而生计受困的老生员,留出部分书院暂改为“校士馆”。这类过渡性机构以“新学”课艺为考课形式,继续发放膏火养士。新学课艺这种知识表述形式在清末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逐渐固定下来,影响及于民国初年及以后。随着科举改制的推进,清末书院、地方校士馆这类传统的国家知识统制空间也相应发生了近代转型,而转型后...
戏捐是针对戏剧演出活动所征收的一种税捐,属于杂税杂捐。戏捐的开征,是在清末新政地方财政支绌的时代背景下,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对酬神演戏,寓禁于征,以此为基础,规定凡娱乐演戏,一律征捐,目的是以无益之浮费,供有用之要需,成为当时学堂、巡警等新政事业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在清末,戏捐的开征时间,各地不同,征收机构、捐额不一;各地多自定章程,自行征管,无统一规章条例,用途各异。
清末社会调查是时人最早以现代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调查、了解国情和世情的一种认识、实践活动,调查的领域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是国人最早使用现代调查方法、统计方法和相关专业知识调查、搜集当时社会情形留下的一手宝贵材料,对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世界情形很有裨益。
清末社会调查是时人最早以现代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调查了解国情和世情的一种认识、实践活动,调查的领域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也是国人最早使用现代调查方法、统计方法和相关专业知识调查、搜集当时社会情形留下的一手宝贵材料,对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世界情形很有裨益。
清末军事改革过程中,地方上时常爆发军界冲突、军民冲突、军警冲突和新军革命等风险事件,加剧了当时的军界危机和社会危机。作为新设立的省级军事总机关,各省督练公所成为地方上应对清末军事改革风险事件的主体机构,负责事前防范、应急处置、善后处理等工作。尽管督练公所在事前、事中、事后的应对措施大体能够控制局势、平息事态,但存在风险意识淡漠、防范措施不周、应急预案缺乏、善后工作不到位等问题。
省级政治制度是联通中央与地方的枢纽,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凸显。为进一步研究、探讨近代中国省制变革与国家治道的内在理路及其经验教训,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史学月刊》编辑部主办,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河南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研究中心、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承办的“从清末省制新政到中共省委制建构的历史...
2022年11月26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史研究平台、清史研究所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协办的“清末社会调查与社会文化变革”学术研讨会在线上顺利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清末社会调查资料丛编·初编》“习惯卷”“文教卷”展开讨论,就清末社会调...
清末时,传统的“国语”概念发生了现代意义的转变,开始用来指称民族国家的通用语。这一概念变化受到日本有关思想实践的双重刺激。清末国家通用语的构建,以癸卯学制的颁布和实施为正式起点,以预备立宪的开启为加速机制,通过制定《蒙藏回地方兴学章程》和《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开始其早期实践。这一构建始终由朝廷主导,得到朝野人士和满蒙汉等族趋新官员的共同推动,可谓被人忽略的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的重要内...
清末预备立宪背景下,地方各省纷纷成立咨议局,接受新思想熏陶的士绅多加入其中。谭延闿作为湖南咨议局议长,拥有较强的参政意识,率咨议局与巡抚进行了一系列斗争。清季官绅冲突的原因由多方所致,既有宪政支持下士绅权力扩张的因素,又有立宪进程中制度不完备的因素。为从制度上保障绅权扩张,谭延闿迫切希望加快立宪,成立责任内阁。反对“皇族内阁”失败后,谭延闿对清廷由希望变为绝望,并最终倒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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